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追忆孙竹生教授
孙竹生教授，机车车辆专家、教育家，我国内燃机车技术发展的开拓者之一。他堪称为时代功勋人物和为共和国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进人物，是共和国的功臣,西南交大的功臣。
孙竹生教授是中国机械领域开拓式的领军人物，很多人对他充满了敬意！除了文革那段特殊年月，他走到哪里，无论是领导还是工程师都毕恭毕敬，他的高风亮节及学术高度令人仰慕，他是交通大学机械学科的擎天柱。大型纪录片《竢实扬华 峨眉时期》将展现他的成就和荣誉。
今天我们追忆孙竹生教授，寻觅他的足迹很难，但感觉他还在校园，他还在实验室，他还在学生身边，翟婉明、周仲荣……正在他的科学精神引领下不断前行，硕果累累。
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对孙竹生教授深深缅怀！
鲍维先教授回忆：孙竹生教授对待年轻人，对待后辈，他会毫无保留地把他的专业经验、他的理论知识传授给他们。他很看不起对别人留一手的人。他说不要怕别人超越你，别人超越你这也是一件好事，自己要不断努力获取新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不断走在别人前头。在学术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孙教授虽然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渊博，思想敏捷，但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对待一些学术问题，我们作为他的学生辈，偶尔也会提出一些与他向左的观点，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与他不同的观点，没有一点思想负担，他还鼓励我们这样做。只要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他都欣然接受。现举一例孙教授儿子孙元怡是本校内燃机车专业78级学生，我主讲他们的专业课，用的教材就是孙教授主编的《内燃机车总体与机车走行部》。书中写道：有些车辆高速通过弯道时，可在车辆上装设机构使车体向弯道内侧倾斜，其好处有二：①减少作用于旅客的离心力，改善舒适度；②可减少弯道上轮轨间的横向作用力，提高了安全性。课后孙元怡向我提出：根据力学的基本原理，不可能产生第②个好处。我向孙教授报告了此事。他略加思索，说元怡是对的，此书再版时孙教授把这段错误的话删掉了（这件事只有孙教授、孙元怡和我知道）。
孙教授认为，我们搞专业技术的教师，必须与现场密切联系，为现场服务，不断从现场了解情况，吸取新知识，充实自己，使自己不断壮大，否则就失去了活力，不会有大的成就。在他的带领下，机械系师生经常跑现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蔚然成风。跟随他的教师和铁路机务段、机车工厂、研究院所建立了密切联系，参加机车技术改造的理论、试验研究；有关各种技术方案的讨论研究；有关机车的技术会议等等。现场的技术力量都很强，对我们教师的要求也很高，迫使教师们要博览群书，包括国外的新进展、新技术。教师们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水平得到较快地提高。
廖艾贤教授回忆：我校机械系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办的，全称“中国交通大学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第一任系主任为史家宜教授；孙竹生教授是第二任系主任。孙教授是前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的儿子。孙越崎于1950年率部下起义，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有很好的贡献。孙竹生教授来唐山铁道学院前，正在写专著《蒸汽机车工程》。他被唐振绪院长聘请来我校报到的那一天，班长喊我们去帮孙竹生教授搬行李，说：“箱子里都是书，重的很”。到1951年，孙教授给我们上“蒸汽机车工程”专业课，教材就是他这本专著。他一边写，校印刷厂一边刻，一边油印，我们一边刻苦学习。这本专著后来由龙门书局正式出版。我1952年7月，由唐山机械系毕业，留校工作，任机械热工教研室助教和机械系秘书，当时系主任是孙教授。那时孙教授除在校内从事教学科研外，常去附近的古冶机务段作四孔喷嘴实验，目的是提高蒸汽机车的功率。他常常是周六去古冶，周日上午作实验，下午赶回来，周一上午在机械系办公室处理工作。“四孔喷嘴”实验的详细经过和前后结果，可请鲍维千教授介绍，他1953年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后，分来我校，一直在孙教授身边工作。其实我当时也完全可以自告奋勇参加此项研究工作的，却放弃了绝好的学习机会，至今思之，仍懊悔不已。孙教授俄文很好，1952-53年，学校邀请苏联专家诺维科夫讲授“蒸汽机车”运行课程，都是由孙教授口译讲解，没有请专职翻译。
程定华教授回忆：孙竹生教授是我国机车工程方面的知名专家，早年就读于俄国人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机车科，该校学制五年，采用俄语教材，俄语教学。孙教授受到深厚的工程基础教育，毕业后赴美国学习。就读于Princeton大学机车工程学，毕业后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机车工厂实习，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五十年代初，回到祖国，著写《蒸汽机车工程》高校教材，该教材理论结合实际，内容丰富，特别介绍了俄国学者Серомятников 创建的机车热力学过程的研究成果，使机车设计从经验计算提高到理论计算高度，为工程界广为采用。五十年代初，孙教授对我国主型货运机车P丂1号，提出了系列建议，按《P丂1号机车改造建议报告》改进后的P丂1号机车效率提高，增加了运能。意见包括锅炉、阀装置、排气装置等，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OP（1-5-1）型货运机车做了理论准备。1955年孙教授被授予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六十年代初教育部在少数几所高校进行培养研究生工作试点，我院为试点之一，学校党委决定机械系招收研究生工作。机械系领导决定内燃机车教研室为试点单位，孙教授招收研究生两名（赵海恒、李植松），赵海恒毕业于上海交大，慕名报考了孙教授的研究生，第一批四名研究生都有专题，论文都通过了答辩，由于是试点，当时未授予学位。（尽管如此，研究生质量不亚于现在的博士生）。改革开放初期，孙教授主编了《内燃机车机车总体及机车走行部》统编教材，该教材介绍了高速动车组，机车转向架国外发展成就，内容新颖，为机车界所关注。八十年代孙教授关注国外“重载列车”专乘赴美考察，其考察报告为我国开行重载列车提供借鉴。孙教授掌握英、德、俄日几门外语，五十年代为苏联专家讲授“Тяга Поеэдов”作翻译，十分出色，专家赞扬他聪明智慧，对他十分尊重。
赵清教授回忆：孙竹生教授是教书育人的楷模，桃李满天下。他常常对学生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科学家。他培养学生注重培养恢弘的气概、宏伟的世界观和宏伟的毅力，所以他的许多学生都有建树，构成了机车车辆事业发展的一代又一代技术骨干，成为了中国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历史将为这样的师者鼓掌！文革前他带领学生去工厂实习时，都是亲自为学生做钳工操作技能示范，大教授把工匠的活完成得像艺术品，学生们赞叹不已，他率先垂范做到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完美结合。
孙竹生教授一生贡献很多，其一内燃机车开拓者，其二发展重载运输。据他介绍，早在留美期间便关注机车发展方向，并搜集到了世界第一台燃气轮机车的资料。他提出了不同用途机车关键牵引参数的选择方法，成为我国机车设计的重要依据。他一方面在西南交大积极组建科研队伍，建立了专职从事科研攻关的机车车辆研究所；一方面大力倡导发展铁路重载运输及双层客车。他与他的学生孙翔一道，主持进行了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为我国重载列车的开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孙翔成为了著名铁路工程专家，当过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为中国铁路提速、重载铁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创立了国内轨道动力学之基业——“翟孙模型”享誉世界。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周仲荣，1986年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选择的导师就是孙竹生教授。
1990年5月铁道部在大秦铁路组织进行我国第一次万吨单元重载列车试验，孙竹生教授不顾年事已高，风尘仆仆来到大同，登上了试验列车，他的心愿实现了，再多的付出，都无怨无悔。晚年他不以颐养为乐，关心的是建立机车车辆研究所，组建科研队伍，深度研究铁路重载运输及双层客车。孙竹生教授作为一位开拓式领军大师，他想的是为国家、为学校多留下一点宝贵的财富，他大力培养一代又一代机车车辆领域新生力量。
孙竹生教授是知名教授，却仍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将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几乎压缩为零，人生的主旋律：读书、著书立说、跑现场。他淡泊人生，为人谨慎厚道，政治运动中受迫害，不卑不亢。
孙元怡谈家事
孙元怡是孙竹生的长子，他说：父亲生于1914年10月22日，卒于2000年4月14，离开我们快20年了。用这样一段话总结父亲名副其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国家民族奉献的人。
父亲的几件小事：
1、1956年，父亲孙竹生因改造蒸汽机车有功，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万元是天文数字。
2、父亲没有私心，只有赤胆忠心，政治运动难逃一劫，1957年他被定成了“右派”，莫须有的罪名是向党进攻，教授治校。“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瘫痪，不能搞教学，父亲心急如焚。他冒着风险去铁路局、机务段等单位搞技术培训，给工人上课。现场没有教室，他让人露天找个地儿，把一块小黑板靠在墙上。黑板太低，父亲就跪在地上写板书，一跪就是几小时，膝盖都跪出了血。天太热了，父亲汗流满面，工人要为他打伞，他坚决不同意。穿工作服的学生有的坐着小马扎听课，有的蹲着上课，他们用双腿当课桌记笔记。父亲讲得绘声绘色，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特殊时期，父亲在露天的“工人大学”里，培养了一批技术过得硬的技师，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为了各站段的技术主力。
3、我家后院有几十平米，父亲在后院里搭了个工作台，自己出资配备了大量的工具：锉刀、钢锯、台虎钳、游标卡尺等等。他的学生经常来和父亲一起做东西，父亲动手能力强，做模型，比工厂的工人干得还好，工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四孔喷嘴实验前期的模型就是在我家后院的“车间”完成的，是用红粘土打磨出来的零件，很精致。
4、父亲一生坚守着自己的学术态度与正直品格，嗜好就是要看书写论文。父亲的生活单调刻板，因为他专心一意奔向一个目标而无暇旁顾。父亲是工作狂，没有礼拜天，天天是工作状态。父亲知名度高，是中国铁路工程界响当当的人物，可是他却没有一点架子，大家都服他。父亲经常背个旧包，只要铁路局、车辆段、机务段有问题请他，他二话不说说走就走，经常见到父亲匆匆走在去火车站路上的背影。可以说当时有机车车辆的地方就时常有他的身影，他和技术人员讨论技术革新、创新实验，他向工人了解使用情况，跑现场不辞辛苦。记得昆明铁路局、河内等单位多次找他，东风21型机车、米轨、山路变道、轮缘磨损、横向弹性连接等等大问题小问题找他，他都亲自去现场。一次他去广西柳州车辆厂解决技术问题，一到工厂，工人们全从车间里跑出来看久闻大名的孙教授，工人们握着教授的手很激动，他们对朴实亲切和蔼可亲的大教授钦佩不已。
5、父亲教书生涯几十年，他跑现场就没有停止过，开始很多年，跑现场出去开会从不报差路费，不拿一分补助。后来系里办公室主任多次说此事，工作出差国家规定报账，可父亲还是不报账。他的想法是，国家给了那么高的工资，困难时期，能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就减轻一点。后来上面派办公室主任到我家找妈妈做工作，动员了几次，父亲才接受差路费补助。父亲出差，不住高级宾馆，经常和工人一起吃食堂，有时赶不上饭点，吃两个馒头就继续工作。父亲经常拿工资接济别人，很多人对他感恩涕零。可他对自己的孩子却抠门得很，不给孩子零花钱。
6、父亲对交大情感纯粹，终身服务于学校。他关爱学生胜过子女。孙翔是父亲的得意门生，学习好，品德好，有能力，毕业后在资阳厂工作，后来调到成都机车厂工作。父亲任人唯贤，把孙翔调回到学校，带他跑现场。一次父亲出国买了6块“精工舍”手表，记得当时是325元一块，他送给孙翔一块。孙翔的突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十分痛心。经常夜里睡梦中父亲把被子一掀惊叫起来：“孙翔来了！”“孙翔来了！”
1957年反右，学生刘志鸣被打成右派去劳改时，父亲找到这个学生，给了他50元钱生活费。平反出来后刘志鸣专程到唐山去看望父亲。
父亲对自己很小气，却经常给老师学生买书，谭大同就是得到父亲格外关照的学生之一。
7、父亲当时在全国是知名度很高的教授，可他生活却极为俭朴。父亲的房间，只有简单的陈设，四处堆满了书籍。永远平民作风的他，总是一身简单的衣装，有的衣服还打着补丁，他的理论：“别人能穿补丁衣服，我为什么不能穿。”他以国家为重，替国家分忧解难。他常常说：“自己就是百姓，不能向国家向学校提什么要求。”
8、退休时学校按离休待遇给父亲，可他自己觉得不要为好，坚决请辞，硬是自己把自己划到退休行列，不要国家更高级别的福利待遇。父亲的出发点很纯粹，作为国家的一份子，只能想着为国家民族做点什么？不应该想着得到什么？
9、我们家一点不讲民主，大事父亲做主，说一不二。母亲是名牌大学高材生，有两所大学的毕业文凭。唐院欲聘请母亲任教，父亲得知后找到相关部门拒绝了，他回家告诉母亲，工作机会还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我写书写论文，你帮助我演算、编辑、誊写也是工作，也是做贡献。
10、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根深蒂固的观念做事先做人。他给我们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讲《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意义，讲气节、讲家风、讲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父亲给我们立了很多家规：公家的东西不能私用，这一点爷爷是楷模。一次姑姑用爷爷的专车去车站接人，爷爷知道后，不顾姑姑已是几十岁人的面子，训斥一顿。“国家给我的待遇，你们凭什么享用？”父亲也是这样要求我们。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可以称大少爷，我们家不行，只能叫姓名。家里的保姆，小孩子不能呼来喝去，不能轻易使唤。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孩子自己的事必须自己做，我们懂事后，衣服破了自己缝，鞋子破了自己补，家里备有补鞋的工具箱。父亲给我们制造劳动的机会，家里养鸡、养羊、养兔子，我们放学就去割草，经常手被割伤也没有特殊关爱。1961年，家家吃不饱，我去拔了别人家的一棵胡萝卜，人家来告状。我刚一进家门，父亲抡起铁棍子就往我身上抽。我在外面和别人打了架，回来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只会上棍棒狠狠打。母亲也不说情，看着父亲惩罚我们。从孩子需要父亲陪伴教育的角度讲，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给我们的时间太少，更别说辅导，对子女的学习过程不闻不问，可对我们的学习成绩有要求，必须优秀。但我可以自豪地说，父亲又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一个令我最尊敬最自豪的父亲，因为他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做子女的明白：国家利益至上，在国家需要时没有“小我”，必须全心全意“无我”。
孙元怡和弟弟孙元辉在《忆家父孙竹生教授》文中写道：
家父孙竹生为孙越崎长子，1914年10月22日出生，1920年入读绍兴县县立第二小学。1926年入读哈尔滨许寰澄纪念中学，开始学习俄文。1929年考入哈尔滨工大预科后，他对读书学习兴趣日渐浓厚，并开始接受工业救国的思想，1931年9月他曾参加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大游行。1932年父亲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本科，1935年哈工大被日本人接管，父亲于1937年春毕业。他曾利用暑假参加学校安排的旅行团赴朝鲜和日本参观考察一个月。通过参观了解了日本工业发展情况，坚定了他科技救国的思想，决心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收复东北，建设自己的国家。
1937年—1941年父亲先后在铁道部粤汉铁路武昌机车车辆工厂、粤汉铁路郴县机厂、粤汉铁路衡阳机务段、昆明川滇铁路机务室、西北公路局兰州机厂、湘桂铁路局衡阳车辆渡江所等地实习和工作，并补习英文。从做实习生、工务员、到帮工程司。先后在机车、金工、锻造、木模等车间实习，参加过工厂拆迁，组装及生产恢复工作。在衡阳机务段期间，他在蒸汽机车上实习过看炉、洗炉，烧火等工作，担任过司炉、副司机和正司机，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运输抗战物资。这些经历锻炼了他的胆识，丰富了他实践知识，也使他感到了所学课本知识的不足，奠定了他长期坚持理论结合实际教育思想的雏型。
1941年10月，父亲乘船赴美国，进入通用车辆公司东芝加哥工厂工作一年，并由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工学院的钱学森先生代为办理了入学手续和证件，于1942年9月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院主修机车设计专业，兼修加工工艺学和材料学专业，1943年8月获工学硕士学位。
1943年9月—1945年10月父亲先后在美国鲍尔温公司费城爱地斯顿机车工厂（Baldwin Locomotive Works）、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城标准钢厂、加拿大蒙特里尔机车公司（Montreal Locomotive Works）及美国机车附件厂等企业从事机车设计工作和参观学习两年多，熟悉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机车设计与制造技术，搜集了大量机车设计与制造方面的最新技术资料。
1945年11月—1946年5月父亲用4个月时间赴西欧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铁路和机车工厂，了解了当时西方世界各工业强国机车车辆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
1946年5月父亲由英国乘货轮回上海。1946年9月—1949年5月先后任沈阳机车车辆制造公司设计组长，总工程师，兼任铁西分厂厂长，因解决技术难题恢复生产有功曾受到公司嘉奖。1948年他兼任上海冷铸车轮厂厂长及台湾机械公司顾问。1949年6月父亲与母亲吴翠微一起从台湾转道香港，1949年11月父亲与祖父孙越崎先生一同自香港乘船北上回到祖国大陆。在港期间，父亲编辑出版了《铁路机车车辆工程名词》上、下册。
1950年1月父亲接受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之前身，后迁校四川改为西南交大）院长唐振绪聘任为机械系教授，自此从教40载，1989年10月退休。其间：
1951年12月—1958年1月他兼任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他编纂出版了专业理论技术书籍《蒸汽机车工程》上、下两册，分别于1953和1955年出版；1954年与人合作编译出版了专业技术书籍《车辆工程》和《牵引计算》；1954年7月以其成功改进蒸汽机车通风状态的研究试验成果获时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明令嘉奖（这是在《西南交通大学（原唐山交通大学）校史大事记（1949年—1965年）》中所能查阅到的唐山铁道学院获得的唯一一次铁道部长明令嘉奖）；1955年他完成了ㄇㄎ1（莫克幺）型主力蒸汽机车技术改造设计方案的研究，其成果付诸实施获得大幅提升机车热工效率的预期效果。同年他还完成了K型三通阀改造的研究，通过反复试验进行了三项技术改进，解决了货物列车加大载重量和提速运行之后紧急制动时可能发生车钩断裂的问题，保证了在新的运行参数条件下货物列车能够在规定的停车距离内安全停下，并研究通过采取一项技术改进，使大量现役的旧K型阀与即将采用的新标准M-135型阀紧急制动时闸缸充气时间达到基本同步，从而保证采用上述两种制动阀的新旧车辆能得以顺利实现连挂；1956年被评为全国铁路先进生产（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获得大会颁发的一等奖。同年还参加了由国务院组织、全国600多位专家参加的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参与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牵引动力发展规划部分的编写工作；1957年在唐山铁道学院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内燃机车专业，并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内燃机车总体与机械部分》专业教材，成为我国内燃机车专业技术发展的奠基人。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父亲受到错误批判，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免去机械系主任职务，降职薪两级，并牵连母亲吴翠微也在其工作单位被错划为内定右派（反右运动期间母亲因病休养并未参加运动，其被划内定右派的“罪行”就是包庇父亲），母亲因此失去工作。此后文革中两次被抄家，多次被批斗，游街，关牛棚，扫厕所，掏大粪，在农场和工厂监督劳动，整个家庭历经劫难22载。据母亲回忆，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后，尚不懂事的元辉有一天从幼儿园回到家里询问母亲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说爸爸是右派，是大坏蛋，这是真的吗？”母亲把年仅4岁幼小天真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唯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淌。
1979年，父亲错划右派问题彻底平反，恢复了其22年前的职级—2级教授。同年母亲吴翠微亦获平反恢复工作。22年的岁月使父亲从一个体力、精力和工作能力最佳的43岁中年人已经成为了一位老者（时年65岁）。然而父亲又重新开始为祖国铁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发出他的光和热。
1980年父亲提出我国铁路牵引动力现代化的问题，倡导并推动了我国铁路的牵引动力改革。他主持编写出版了新的《内燃机车总体及机车走行部》专业教材。在新教材中汇入了大量反映当代技术发展的新内容，他率先将国外机车车辆动力学理论的新发展介绍到国内，使机车走行部的设计由单凭经验提高到可利用理论进行预先定量分析的新水平。他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粘着功率的概念，通过深入分析机车粘着牵引力、持续牵引力、计算牵引力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用途机车关键牵引参数的选择方法，至今仍是我国机车设计的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
1981年他感觉到国家经济近三年发展迅速，铁路货运列车标准载运量3500吨已明显落伍与之不相适应。而那时中国的投资能力尚难以修建大量新线，既有线路运输密度已很高，少有发展余地，提高列车运行速度又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因此他提出发展铁路重载运输，加速改造车辆三大件（车钩、缓冲器及制动装置）的建议。于是他四处奔走，说服各级领导，克服传统思想，传统习惯，传统技术的重重阻力，打通各个环节。在他和一批专家及领导的倡导下，终于将“大力提高列车重量”明确写入了铁路技术政策，“重载列车成套技术”列入“六五”国家重大攻关项目。
1982年父亲向铁道部提出发展双层客车的建议。1986年10月他利用赴加拿大及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对国外双层客车进行了考察。研制短途双层客车列入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计划。1989年8月，我国第一列双层旅客列车在上海—南京间投入运用。单节双层25型硬座车定员为186席，比单层25型硬座车多设58席，定员座位一举增加45%。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铁路繁忙客运线上普通旅客长期“一票难求”、“一座难求”的实际困难。之后他又提出发展双层硬卧车和软卧车，研究将双层客车用于长途运输。
1984年父亲在西南交大组建了专职从事科研攻关的机车车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创建了我国的机车车辆学科，大力培养学术人才梯队。之前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校的机车和车辆还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专业，他考虑到大型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需要学科交叉，相互联合。为此父亲做了大量工作，他把不同专业的教师组织成为一个科研实体，对我国铁路运输发展中方向性的课题展开集团作战，很短时间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组织专家进行调查研究，主持编写了《铁路运输发展战略对策》，对发展重载运输进行了深入的阐述。通过认真分析，他提出了重载列车开行中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包括改造现有车辆并发展新型三大件。他提出研究列车纵向冲动的成因，对关键部件在实际工作中的受力状态进行计算机模拟分析（重载列车动力学），找出重载列车实际运行中可能断钩的原因及解决措施。他指导研制了司机操纵模拟装置，为培训重载列车司机及提高操纵技术提供了新的手段。在他倡议下铁道部召开了专门会议，研讨重载列车车辆的车钩、缓冲器和制动装置改进工作。他积极组织和参与了研究工作，通过研究冲动理论及其解决措施，实现了冲动过程的计算机模拟。在父亲与其他一些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下，铁道部决定在京沪、京广线等繁忙线路试开行5000吨整列式重载列车。“大力提高列车重量”的倡议被定为铁路主要技术政策，“重载列车成套技术”列入“七五”国家重大装备项目。父亲与他的学生孙翔一道主持完成了"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的理论及软件研究，为我国重载列车的开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9—1989年他任中国铁道学会理事；1981—1984年他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89年他任铁道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89年10月他退休(时年75岁)。退休后的父亲并未停下来休息，还是不遗余力为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操劳着。之后父亲提出，除运煤专线外，更应在国内其他繁忙干线上大力提高列车重量，并争取这些线路在“八五”期间较为普遍地开行5000～6000吨整列式重载列车，还有一系列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后来他陆续提出一个又一个实施方案，发展重载运输终于被列为“中国铁路扩能提效的主体技术”，“八五”期间“重载运输技术发展的研究”再次列入国家攻关计划。铁道部在中国铁路科技“八五”规划主目标中，将大秦铁路万吨级重载运输技术扎根配套和开行京广、京沪铁路5000吨级重载列车列为龙头。看到这些成果，父亲很欣慰，可是他不满足，开始思考开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大发展的目标。
我国自1988年开始在大秦线陆续进行了6000吨、8000吨重载列车开行试验，1988年父亲参加的“组合列车研究试验推广应用”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他主持的“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科技成果获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他作为主研人员的“双层旅客列车研制”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12月他获全国铁路优秀知识分子荣誉称号。自1979年右派平反至1991年，父亲发表主要论著共22篇。
1992年5月中国铁道学会宣布，经投票决定孙竹生与詹天佑等24位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近、现代铁路科技专家同时入选大型文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交通卷）第一批铁路专家名单。该文献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编纂，朱光亚任编委会主任，钱三强作序，1995年8月出版发行。
2000年4月14日父亲在唐山去世（享年86岁）。
2003年8月，我国首次在大秦线正式开行10000吨重载列车，2007年8月，大秦铁路正式开行20000吨重载列车，2014年4月大秦铁路成功开行了30000吨重载列车。在中国铁路科技发展史上，已刻下了父亲深深的足迹。
通过父亲的生平、论著和手稿，我们感觉到父亲一生能为我国的教育与铁道交通事业发展、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科技进步做出如此巨大的成绩绝非偶然，这里面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要素。
首先，父亲有一颗科技救国、工业救国、尽全力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且终身不渝。家父自幼受耕读世家中华传统文化与良好家教的影响，好学上进。曾祖父孙延昌“恪尽职守、实业兴边、办矿兴农、发展教育”，祖父孙越崎“爱国、敬业、正直、清廉” 的人生都是父亲一生奋发向上的表率。父亲年少时目睹日军入侵我国东北之暴行，便已立志要勤奋学习，科技救国、工业救国。赴美留学时更立志要学成一技之长，归来报效祖国。即便后来在反右运动中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屈辱，在文革运动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挨批斗、蹲牛棚、掏大粪，也依然是痴心不改，他对祖国前途始终寄予着无限美好的期望。在父亲被批斗的那段时间里，唐院被批斗的部分老教授因承受不住精神和肉体上的屈辱与折磨陆续有人自杀身亡。母亲一度担心父亲熬不住，终日里魂不守舍，提心吊胆。父亲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安慰母亲说：“你放心吧，我是绝不会自杀的。如果我真的死了，那一定是被他们打死的！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活着看到文革结束的那天。我不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就总一直这样乱下去，不相信中国就永远不要再发展建设，不相信这个国家以后就永远不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不再需要我们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了。”父亲也经常教导我们：“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自然规律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要荒废青春，尽量多读一些书，将来一定会有用的。”
第二，前辈恩师人格魅力及学风表率的影响。父亲曾回忆，说他大学毕业后曾有幸相识了时任川滇铁路机务室总工程师的程孝刚先生(我国著名的机车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并在其手下工作。程先生悉心教导年轻的父亲要谦虚谨慎，不耻下问，他正直朴实的作风，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对晚辈的虚怀若谷，谆谆教诲，极尽提携，使年青的父亲深感前辈人格之魅力，恩师之表率。程孝刚先生对父亲的成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他一生中严于律己，追求高尚人格的楷模。
第三，父亲在早年求学之路上就非常注重外语基础的学习培养。哈工大及其预科(相当于高中)皆为当时俄人为其中东铁路子弟所办学校，所聘教师皆为俄人，并实行全俄语教学。父亲读预科时，为研习俄语曾先后寄宿于两个俄籍家庭，因此对俄语掌握十分娴熟。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来唐院教学，时因翻译不足，父亲曾为苏联专家担当过授课现场翻译。大学毕业后父亲边工作边补习英语，之后赴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实习和工作数年，又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此后父亲又自修了德语和日语。掌握了四门外语的父亲，能方便地浏览和阅读各种外文学术杂志，同步掌握世界各工业强国的科技发展最新情况和动态趋势。
第四，注重拓宽专业知识面和知识积累。父亲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留学时所修的主专业是机车设计，按照校方规定必须读满两年才能够授予学位，而父亲仅用九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主专业的全部学业。于是父亲就又选修了材料科学和加工工艺学作为自己的两个副专业。专业知识面的拓宽使得父亲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良多。父亲在多年国外工作和参观考察工业先进国家的经历中，有意识地一方面注重比对分析，积累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有目的地收集当时世界机车车辆设计方面最新的科技资料和发展趋势。登上巨人肩膀，开阔自身视野。归国时父亲携带的行李当中最多、最重的就是那些宝贵的科技资料，装了满满的好几只大木箱。还有他自己拍摄的大量技术资料底片和照片。记得幼时我们家客厅一整面墙四个大书架上装的满满全都是父亲的技术书籍和资料，另外家里还有好几只大木箱和一些纸箱也是用来装书的。父亲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用于读书。
第五，注重实践，充分了解现场情况和应用需求。1956年父亲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上印发的《孙竹生教授的先进事迹》材料指出：“他所研究的专题都是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有着重大国民经济意义的问题。”父亲年轻时非常注重自身动手能力的培养，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和机务段实习期间，他学会了车工、钳工、锻工、木工等各种技工手艺，当过火车司炉、副司机和司机，电工、管工的活儿他也能做一些。家里平时备有各种维修工具，遇到自行车、上下水道、炉灶、黑白铁活、电灯故障、家具和日常用品损坏等事务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解决（我们兄弟二人也都继承了父亲动手能力强的遗传因素）。因此父亲很善于从使用者的视角去发现产品和设备在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设法予以改善和解决。他在研究工作中总能抓住关键重点，用小的投入解决关键的重大技术经济问题。他的学生和同事们曾对他说：“孙教授，您提出来的问题和您所讲的方法我们都能够听得懂，您一指点就全都明白了，可为什么我们自己就完全没有想到呢？”孙竹生要求学生要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并以身示教，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带领学生去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金工实习时，他便亲自为学生做钳工操作技能示范。文革后期父亲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时，他的车工操作技术受到了厂里工人师傅们的称赞，说想不到一个大教授竟能有这样的好手艺。父亲平时也非常尊重技术工人们的意见和经验，他认为工人师傅们提出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第六，勤奋努力，克己奉公。父亲在唐院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1956年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印发的《孙竹生教授的先进事迹》中写道：“需要提出的是孙教授在进行的巨量科学研究，是在满足教学工作量的条件下进行的。”父亲编著并于1953和1955年分别出版了专业理论书籍《蒸汽机车工程》上、下两册（共1140页，85万余字），当时书稿主要是由父亲孙竹生口授，母亲吴翠微笔录并誊写而成。吴翠微1944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48年拿到美国留学录取通知书和赴美签证，同年因与父亲结婚，决定暂缓出国留学。后曾转读厦门大学，1949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母亲随父亲来唐山后就打算自己出去工作，父亲与母亲商量说：“我现在实在是忙不开，你最好暂时先别出去工作，就在家里帮我做事出书，同样都是做事，但是在家帮我肯定比你出去工作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所不同的就是你若出去工作会有薪水收入，而在家帮我做事没有薪水拿。”父亲最终说服了母亲暂时没有出去工作，就在家帮父亲整理书稿。直到那上下两册书稿交付印刷之后，1956年母亲才开始去开滦煤校教书。1953年8月，《蒸汽机车工程》上册出版，父亲在前言中写道：“本书多承顾和生同志绘图、吴翠微同志整稿，使得早日出版，特此致谢。”就算是对母亲那几年为社会做出的个人牺牲留下的一份纪念吧。记得年幼时，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他的房间里阅读或写作，不准我们小孩子打扰。星期天父亲也很少休息，经常看见他约几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来家中一起研究讨论设计图纸和胶泥或木制的设计模型，或是自己在家里用计算尺计算、核对设计数据。工作对家父而言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据母亲回忆，当年幼子元辉才出生的第二天，父亲就乘火车去外地出差了。他给我母亲的理由是：“在这里医生比我管用。”
在此想特别说明一下1955年父亲是如何成功地改造了当时的ㄇㄎ1（莫克幺）型主力蒸汽机车的。在整理父亲遗留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有幸找到一本1955年编辑出版的《唐山铁道学院第一次教学及科学研究会议报告集》，其中第29篇就是父亲所著论文《关于ㄇㄎ1型机车的技术改造的一些具体建议》， 全文共39页（另外加5页附图）6万余字。读过该论文之后我们方知，此项研究成果对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国民经济意义以及其研究构思之巧，研究难度之高，研究工作量之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国铁路运输线上服役的ㄇㄎ1旧型主力蒸汽机车技术上已经落后，其输出功率偏小，热工效率也比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蒸汽机车低大约20%，已严重限制了我国铁路运能的发展。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我国才度过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正在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百废待兴。将大批现役主力机车直接淘汰更新显然是很不现实的。父亲通过认真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经过反复思考，做了大量的数学运算，提出从三个关键点入手对ㄇㄎ1型蒸汽机车进行技术改造设计。利用机车的正常大修周期，将现役机车在入厂大修期间逐台进行技术改造，尽量保留旧机车的原有结构，从三个方面进行局部改进设计，只做很小的投入，将机车单位马力由原来的13~14Hp/t提升至18~19Hp/t。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改造后的ㄇㄎ1型蒸汽机车热工效率提高15~20%，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第一个设计改进关键点是机车锅炉大修改造。正常的机车按规定周期入厂大修拆除更换锅炉管属于例行程序。要提高旧型蒸汽机车的工作效率，父亲首先从此处入手。他认真研究分析了旧型机车的锅炉，提出ㄇㄎ1型蒸汽机车原锅炉存在过热面积与受热面积比（Hs/H）过低的设计缺陷。通过热力学计算，父亲决定在不改变原锅炉外形尺寸、炉膛整体尺寸和炉床面积的前提下，设计将旧机车锅炉炉膛内的锅炉管进行重新布置，以提高过热蒸汽工作温度和减小蒸汽通道阻力。其设计构思巧妙之处在于他在锅炉改造方案中应用了“减法”。改造设计中减少了机车锅炉管的总根数（锅管受热面积减少了4.6%），同时改变了锅炉管中蒸发管与过热管的数量比（减少蒸发管数，增加过热管数），将过热面积与受热面积比（Hs/H）由原来的0.348大幅提升至0.502，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改造结果从四个方面产生提效作用，首先是改造后锅炉过热面积增加了38%，因此使过热蒸汽工作温度比原来提高了42℃（由原来的337℃提升至379℃）。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R=PV/T，过热蒸汽温度越高，其推动活塞做功时就必然产生更大的体积膨胀，因此使机车热效率增高。其次是改造后的锅炉将蒸汽通过面积增大了38.8%，使锅管阻力损失减小了18%。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流体通过管道流动时，通道面积越大，其道阻力损失就越小。三是改造后炉膛内的燃气通过面积增大了8.4%，减小了烟气通风阻力，改善了燃烧条件，令燃煤燃烧更加充分。四是改造后机车锅炉单位时间水蒸发量减少了3.3%，根据热力学的相变热原理，明显降低了水的汽化热损失和机车耗水量（水的汽化热是指将水在其沸点温度下蒸发为同一温度的蒸汽所需消耗的热量，其数值相当于把等量的水从1℃加热至100℃所需消耗热量的5倍以上。蒸汽机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工作原理是采用水作为工作介质，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汽化热损失）。父亲在ㄇㄎ1型蒸汽机车锅炉改造设计方案上采用 “减法”的巧妙构思产生了一石四鸟之功效，将机车锅炉热效率一举提升了7 ~ 8%。
第二个设计改进关键点是机车阀动装置改造。通过比较分析，父亲认为虽然ㄇㄎ1型蒸汽机车汽阀直径相当大，但因其存在新汽余面偏小与进汽导程过短的设计缺陷，导致汽口通汽能力不高。设计改造后汽阀新汽余面由25mm增加至39mm，进汽导程由3mm增加至6mm，而最大阀程和汽阀重量保持了基本不变。将汽口宽度由45mm增大至55mm，增加率22%，并另设一辅助汽口帮助起动。对ㄇㄎ1型蒸汽机车汽阀的改造结果使其汽口通汽能力在不同工况下平均提升了57%，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第三个设计改进关键点是机车通风装置改造。ㄇㄎ1型蒸汽机车的乏汽引射通风系统效率很低，只有5~6%。父亲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喷嘴截面积设计偏小，且喷嘴结构设计不合理，气缸反压力偏高，导致机车指示系数低，汽耗率高（汽耗率是指机车在一定运行条件下的单位功率汽耗量）。父亲设计将机车乏汽引射通风系统由原来的单喷嘴改为四喷嘴。喷嘴截面积由原单孔165cm2（孔径145mm）增加至254 cm2（改造后为四喷嘴，单孔径90 mm），改造后喷嘴总截面积较原来增大53.9%，因此在燃烧率为400kg/m2时，可使气缸反压力由0.3 kg/ cm2降低至0.13kg/ cm2。对ㄇㄎ1型蒸汽机车通风装置的改造结果将原系统的通风效率提高了一倍，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长期从事铁路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他在我国创建了内燃机车专业，组建了机车车辆学科和学科梯队。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培养学术新人，对铁路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1950年1月（36岁）始任唐山铁道学院教授，至1989年10月（75岁）退休，从事铁路科学教育事业40年，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铁路科技人员。上个世纪80年代父亲已是古稀之年，他把组建学科梯队，培养新一代学术带头人视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努力为一代新人的成长铺路搭桥。孙翔是父亲最得意的一位门生，孙翔1964年从唐院机械系毕业，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只用两年时间就学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在校期间已掌握了六门外语，对专业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识，肯付出辛勤努力，且人品很好，因此深得父亲喜爱。但孙翔在大学毕业时却被作为“白专”学生取消了研究生录取资格，被分配到工厂基层班组劳动。此后父亲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并与之保持业务上的联系。1982年孙翔在工厂首次评定技术职称时便破格晋升为铁路系统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父亲为了机车车辆学科的梯队建设四处奔走，努力向学校领导推荐，费了很大力气1984年才把孙翔调回学校，并决定培养孙翔作为未来机车车辆学科梯队的带头人。父亲一方面在各种场合竭力介绍和推荐孙翔，让他承担重大科研课题；另一方面帮他把握科研方向和提出建议，为他在实践中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孙翔果然不负众望，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和部级奖励，并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孙翔成长迅速，1986年晋升为正教授，很快成为了新一代学术带头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93年孙翔出任西南交大校长。
父亲的人格和道德风范受到推崇，广为师生们传颂。父亲桃李满天下，他们构成了我国铁路机车车辆事业发展的几代技术骨干。据学生们回忆，父亲身教言传并重，他经常教育学生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要具有高尚的人格。父亲还说：人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人类的进步趋势是势不可挡的，个人的得失无关轻重，只希望在短暂的人生中为社会多做些贡献。他身体力行，成为了学生们的楷模。
1994年在西南交大为父亲举办的80周岁庆典上，父亲早期的学生们已然都是两鬓斑白，年逾花甲了的退休教授和高级工程师。看着他们在父亲面前载歌载舞，不禁令人联想起中国传统文化《廿四孝》故事中的《戏彩娱亲》，这样的师生情让人从心底里涌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父亲的一位学生当场宣布：孙教授自入校任教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老师教学生，学生又教学生，学生的学生再教学生，……，徒子徒孙已传至第十八代了。
至今仍记得父亲临终前对我们的教诲：“当你年老时，静下心来回忆自己的一生，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若是你觉得给社会留下的多于你向社会索取的，那你这辈子就算是没白活，你就可以心安了。”
父亲这些优秀的品质源自于家族的高贵精神，家族的人都是家国情怀至上的人。祖父辈们培养子孙以美德为先，他们认同美德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永不衰竭的磐石。家族的人铭记着：“土扶可成墙，积德为厚地。”
祖父
我的祖父孙越崎，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铮友。他领导开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油矿——延长油矿；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座较具规模的石油城——玉门油矿，玉门油矿的石油产量占当时全国90%以上。因办矿成绩卓著，孙越崎在194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被授予金质奖章。孙越崎成为中国煤炭石油工业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的煤、油大王”和 “工矿泰斗”。 他一生抱着科技兴国的理念，艰苦奋斗，为中国煤炭、石油事业的开发建设和人民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他为增进两岸共识、扩大两岸交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四处奔走，做出了卓越贡献。1995年孙越崎在北京病逝，享年103岁。对于爱国，孙越崎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曾说：“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这片土地和山水，爱这里的草木和砖石，爱这里的历史与文化，爱这里的百姓与众生灵，爱这里所有的一切！”
孙家是耕读世家，立下了诸多规矩：
餐桌上的规矩——孙家生活富裕却历代生活简朴，祖辈上规矩是吃饭时掉的米粒要捡起来吃，即使米饭里有稻壳，绝不可以挑出来扔掉，而是必须把稻壳剥去再把米粒吃了。一家好几口人吃饭，菜常常是只蒸一碗鸡蛋羹，谁都不许用匙子，只能用筷子挑着吃。这种情景给孙越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教育子女时也是这种作风。
拜见长辈的规矩——身子前屈，头低下，手臂垂直，只能毕恭毕敬，不许大声说话。
家族男人的规矩——不允纳妾，这在当地传为佳话；
等等
母亲
我的母亲吴翠微，是大家闺秀，她一生很少有苛责之语，不抱怨，不炫耀。她有两个大学的文凭，有四所大学的经历——辅仁大学、东华大学、厦门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她在唐院学习期间，门门功课都是第一。她才华横溢，非常有教养，识大体顾大局，有着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任何事情都要发乎情，止乎礼；她气质沉稳，待人接物礼貌周全，赢得了长辈的称赞、同辈的欣赏以及同事的认同；她重视家庭生活，很好地扮演着贤内助的角色，和父亲心灵契合，彼此非常信任。经历过太多的风风雨雨后，父亲离开快二十年了，母亲依然平淡地看着这个世界的沉浮起落。
当初父亲不同意她被唐院聘请教学，她竟然毫无怨言。1956年开滦煤校缺老师，母亲被聘请当了老师。母亲是极为称职的老师，对学生非常好，同事关系也好，在学校声誉极佳。1957年反右，组织上让母亲揭发右派父亲，母亲坚决地说“不，他只认定：共产党好，国家好，我们一家都在报效祖国，他何罪之有。”因为母亲的不配合，她也成了内定右派，后来平了反，恢复了公职，继续任教。虽然受到了政治冲击，经历了屈辱，可是母亲却没有转变个人的性情，反而被时代的风风雨雨磨练得更加沉稳和坚毅，她和父亲根本不把个人荣辱放在心上，坚持着理想和信念，义不容辞为国报效。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把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并施展才华，让孩子们精神上成为家族希望的那种的人。
母亲的优良品质源自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外祖父吴冠英是留法医学博士，回国开诊所，富人看病，收费一分不少，穷人看病，有钱就给，没钱就免。他救过许多人的命，为很多人治愈了疾病，在当地很受人们爱戴，每当过年过节，他帮助过的人就会排着队拿着自家的土特产品前来磕头问安答谢。
母亲和父亲能结良缘，功劳当属外公。我家一个亲戚和外公是留法的同学，他时常在老同学面前夸奖父亲：“能力强，功课好。”外公就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充满了好感，于是把年轻人介绍给他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开始母亲不同意，因为父亲比她大12岁，他们都属虎。可是外公却坚持己见，直到婚礼之前父女一直僵持，最后母亲答应做新娘了，这才让忐忑不安的外公和父亲露出了笑容。父亲母亲的婚礼很隆重，证婚人是胡适，他的儿子叫胡思杜。
文革中，父亲去峨眉被“运动”，临行之前他对母亲说：“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别相信，我是不会自杀的。我就不相信，我们这种人国家会不用。”一天母亲收到父亲一封电报：某月某日死。母亲大吃一惊，差点魂飞胆破，突然她想起父亲出发之前的话，镇定了下来，再读电文，想想日期，她不但不悲伤了，反而露出了笑容。过几天才是某月某日，他怎么会死呢？原来，父亲写的电文是某月某日“归”，译电员却写成了某月某日“死”。
一个人的成长最可贵的是精神的成长，我们家族的人，都是注重精神品质和气节的人。父亲孙竹生给与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教会了我们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献给他人，从而使我们成为一个富有高尚境界的人。
一组照片
孙竹生教授早期
孙竹生教授毕业证、聘书
孙竹生教授，1943年获得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院工学硕士学位，1950年1月应唐山工学院院长唐振绪聘任，担任机械系系主任。
孙竹生教授著作
孙竹生教授嘉奖令
我国第一列万吨级重载列车在大秦线开行成功
孙竹生教授荣誉资料
1988年孙竹生教授参加的“组合列车研究试验推广应用”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年孙竹生教授主持的“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科技成果获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年孙竹生教授作为主研人员的“双层旅客列车研制”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12月孙竹生教授获全国铁路优秀知识分子荣誉称号。
作者：艾莉
2019年4月
